自1988年成立毕节试验区以来，毕节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毕节的成功足以成为世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毕节的发展经验足以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典型路径。但对于一个缺乏经典发展理论的试验区，如何总结其内在的发展思想，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理论是理论界需要解决与急需研究的问题。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背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毕节的实践进行思考，以期对中国政治治理提出管见。
　　一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发展的重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参与毕节试验区的建设，是中国这一政治制度的具体实践与领先探索，具有中国政治制度探索性意义。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以及建国以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就成为重要一项政治活动，国家事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是协商成熟而后决定的，国家的选举也是经过协商提名的。但这一基本政治活动随着反右运动开展而停止，民主党派参与政治的途径基本断绝，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转变为民主党派方面的单一的学习和改造。1979年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势。”①这段话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成为对等的政治主体。同年，他又将民主党派的性质表述为：“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②这些提法肯定了中国民主党派组织的独立性。同年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经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统战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重新提出了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
　　关于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最早在1950年提出，那时的表述是“必须在组织上适当地尊重他们组织的独立性”；“我们的方法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③到1956年时，明确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绝不意味着共产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绝不意味着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团体，绝不意味着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各民主党派都有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们同我们党之间是平等的友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尊重它们这种独立平等的政治地位”。④当时，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平等”的合作原则。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把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具有组织独立与监督权力对民主党派发挥自我的作用与表达阶层利益诉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主要体现在政治协商与安排民主党派参与政府工作上，民主党派的政党意识弱化、淡化严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动性不够，政治角色没有自主。只有树立起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政党意识（即政党的自主意识，政党的参政议政意识，政党的行为能力和行为机制等等）以及与执政党长期合作的工作主动性，民主党派才能缩小与执政党在政党自觉和行为能力上的差距，与执政党构成相互般配和优势互补。胡锦涛提出建立毕节试验区与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统一协调下参与毕节试验区的具体建设，为各民主党派参与现实政治设立了参政的平台，是中国当代各民主党派参与现实政治、履行参政功能的重要尝试，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试验。
　　各民主党派参与毕节试验区的建设是既有利于区域发展，也有利于民主党派建设的政策设计。一方面，毕节试验区借助于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在智力支持、诉求表达、形象塑造、社会发展上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参与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为党派发展找到了工作平台，培训了干部，提高了参政能力。
　　1988年4月中旬，胡锦涛作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北京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介绍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和可行性研究，希望得到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支持。5月，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协调派出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成员徐采栋为组长的赴黔工作组，对毕节地区进行了为期13天的考察调研，工作组回京后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建立毕节试验区是一项战略任务，它将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积累经验。1988年9月12日贵州省政府赴京汇报，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汇报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同时请求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帮助制定试验区发展规划。1988年12月7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由钱伟长率领的专家组到毕节与试验区发展规划编写人员一道，对《发展规划（初稿）》进行评审，并详细、具体提出了修改意见，制定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1989年4月28日，《规划》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有关部委以及贵州省委、省政府，毕节地委、行署的160多人出席了论证会，这是指导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规划，在毕节试验区的巨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试验区成立之前，胡锦涛就曾指出：“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主党派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帮助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智力支边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胡锦涛充分肯定了智力支边在贵州取得的成效。试验区成立之际，胡锦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到毕节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各民主党派中央一致接受了这一诚挚的邀请。《中国华人报》这样写道：“15年前，胡锦涛主黔，在全国是第一个邀八大民主党派集中到一个地区去参政议政，去共同制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和部署的省委书记。研究中国改革进程的学者们还发现：按照邓小平‘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的思路，胡锦涛诚邀民主党派到毕节试验区去‘智力扶贫’，帮助制定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参与试验区建设，实质上表明：在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的一个地区，已经开始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多党政治合作试验。”
　　为了推动试验区发展规划的实施，1989年9月，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决定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同组建“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顾问组是新时期多党合作在实践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从功能上来看，它具有指导性、咨询性和协调性。顾问组通过在毕节试验区开展考察、调研、制订规划、科学论证等方面的活动，推进以“三大主题”为核心的改革试验，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出思路，为毕节地区领导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顾问组通过协助毕节试验区做好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的引进工作，协调并推进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在毕节地区的智力支边和定点扶贫工作，以及中央和各支援单位对毕节支持，这使顾问组具有多方联络、上传下达的协调功能。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建之后，形成了顾问组组建的基本程序，首先由毕节试验区向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机构设在中央统战部内）提出申请，对组建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相关事宜提出意见和建议；顾问组成立之后即制定顾问组工作条例，对顾问组的成员、任务、组织、工作机构和任期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形成了规范的工作程式和工作方式：在每年全国“两会”之后（4月中旬左右）赴毕节，结合顾问组年度工作要点进行为期10天左右的工作考察，了解试验区当年的工作任务和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与试验区领导进行必要的工作对接。回到北京后按年度工作要点并结合此次工作考察，开展顾问组在北京的各项工作。在全年工作过程中，顾问组与试验区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沟通有关情况。同时，各民主党派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口帮扶毕节各县市，这些工作程式和工作方式包含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使智力支边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相结合。各民主党派开始以独立的政党形式，通过对口帮扶这一平台参与一个地区的建设工作，并成为这一地区的战略设计与政治呼吁的载体。这一政治形式的设计，解决了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与发挥什么样作用的问题。这就是：通过为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对西部开发提出意见，发挥自我优势，服务社会；通过政治呼吁，欠发达地区开始在国家战略层面引起重视，这形成了毕节试验区的独特政治参与模式。
　　由思想改造到组织独立，再到政治参与，毕节试验区在中国当代多党合作的制度进步过程中取得了实践的关键一环，也为当代参政党的参政渠道与方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探讨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演变，毕节试验因此具有了重要意义。［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①②《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550页。
　　③《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④相关观点参考冯繁：《中国政治利益表达的方式及其特征》《当代中国研究》一文。
　　（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