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试验区建设21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给贵州乃至全国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本文立足于区域发展理论，结合毕节20年的发展经验，力图分析整理毕节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路径，形成区域发展模型分析——“毕节模式”，展示“毕节模式”对中国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政治学意义。
　　“毕节模式”的基本涵义
　　理论先导：作为欠发达地区现代化选择的“毕节模式”，是政治家立足当地发展背景的思考，提出发展目标与基本主题，进行具体的政治设计，相关试验围绕此主题与路径设计而展开。
　　1988年6月8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毕节地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也是毕节试验区与全国的其他特区、开放区所不同的。……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胡锦涛同志具体设计了毕节发展的总体框架，即毕节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层次与其他地方的不同比较。具体而言就是：方法是改革开放，手段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目标是发展商品经济，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的问题。
　　毕节地委、行署在《关于加强试验区工作的决定》中，明确制定了毕节试验区的根本任务与目标：“围绕一个中心，破解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具体表述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正是政治家的理论论述与政治设计，相关党委政府的工作决策，使试验区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政治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毕节地委、行署为此提出了试验区具体的工作思路：“以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政策引导和采取特殊措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粮食、人口、生态协调发展。”试验区的研究人员往往把试验区的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是科学发展理念的最早实践”。
　　政府主导：毕节过去21年的成功经验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处于绝对性支配地位。由于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落后，思想观念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毕节试验区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与区域发展典型的“义乌模式”、“温州模式”相类比。究其内在原因，其他模式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当地的商业传统与市场经济意识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对于毕节试验区，对环境的保护性开发，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政府与参与建设的人民首要的考虑。而贫困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内在的意识问题，但主要还是当地的自然与文化传统没有办法自然产生商品经济的思想，更不要说自然形成商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转型。只有利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主导功能，资源要素才有可能向后发展地区转移。毕节现代化转变形态因此具有以下的规定性：模式规定性，即毕节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类型，选择的道路必然就是跨越式发展道路；结构规定性，由于毕节政治结构（多民族）、经济结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原始农业混合）、社会结构（现代城市、传统农耕、原始农耕）和文化结构（现代文明、自然社会与自然文明）的特点，毕节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又必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超越旧的结构；目标规定性，即毕节现代化必须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为目标，实现贫困地区的追赶式发展。所以毕节现代化的基本机理是：以政府为主导、集社会多资源，以扶贫为大局、借可持续快发展、行跨越大战略。这样的机理决定了毕节现代化必然需要绝对具有控制力的政府核心来推行。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党委、政府先后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共毕节地委、毕节行署关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毕节试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指导性文件。而具体到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等工作层面，毕节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整体的工作方针与计划，这也是政府主导的基本形式与必然结果。正是拥有政府在资源调配上的优势，从中央到地方，对毕节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的发展战略与思想。
　　毕节试验区利用中国独特的多党合作现代执政方式，极大地发挥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与社会优势，有效地克服了落后地区在文化传统、市场经济意识、现代经济理论方面的欠缺，体现了民主党派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的巨大活力。同时，毕节人民在党委与政府的主导下，利用发达地区对毕节地区的对口扶贫政策，利用国家相关单位的对口支持，形成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互动，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为了形成长期的智力支持，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倡导和组织下，各民主党派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了“支援贵州省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实施顾问组”。顾问组既结合各党派自身的优势，又结合毕节实际，形成助推毕节发展的政治与社会合力。各民主党派与各县市建立了定点扶贫制度，他们分别针对所联系的县市，在决策咨询、项目协调、投资推介、选派干部等方面支持当地的建设与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现代化的观念与思想，为毕节实现跨越发展造就了理论基础。他们先后帮助毕节地委、地区行署制定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毕节试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先导性的纲领性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关涉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实现长足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正是因为拥有了理论的先导、政府的主导、民主党派的推动，毕节试验区建设一开始就由“输血式”扶贫转变成为“参与式”扶贫。借助中央政府与各民主党派及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对试验区扶贫的支持，当地经济开始形成内源性增长方式，农村市场经济意识与商品意识开始形成，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发展成为了毕节发展新的推动力。
　　社会型态跨越发展：与传统的社会进步比，毕节试验区在一个基本缺少现代文明的前农业社会开始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与其他地区同时期的发展相比较，毕节的社会发展是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历史的进步。其历史纵向发展步伐远远大于其横向比较，对欠发达地区的示范性意义更加重大。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主题。现代化过程是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同时伴随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既是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因而对于农民而言，是一个痛苦的适应和选择过程；同时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毕节农民队伍数量大、素质低成为毕节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制约因素。这就决定了毕节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它们不仅构成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传统的毕节农村全部社会与经济活动都是围绕家庭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展开的，这样的社会型态属于典型的民俗社会。当时的老百姓社会组织化程度低，社会结构稳定，所充当的社会角色极为有限，社会阅历和体验贫乏，社会生活内容单调。血缘和地缘是当地社会两个最主要的联系纽带。民俗社会所造成的孤立生存的小世界，决定了全体成员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重复发生的生活问题，没有办法产生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广泛对外交流。新中国成立以后毕节农民尽管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逐步有所改善，但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交通的制约与文化的贫乏成为当地占80%以上农村的基本面貌，解放以来，毕节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社会结构内部却基本上还是以民俗社会型态存在的。因此，要实现社会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根本上改变传统发展观念，从传统的社会型态变换为现代社会型态，首先就应该是观念的变革，其次才是器物与制度层面的革命。毕节过去20年，在广大的农村实行了制度性与社会性的变革，使社会管理层面与生产状态进入到了后农业社会状态。这些发展在毕节的具体表现就是教育文化的巨大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可持续发展型：过去曾有“纳威赫，去不得”的说法，“毕节模式”打破了毕节地区曾经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断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创举。农业生态家园和循环经济的工业园区建设等多种成功范例，为相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模本。“毕节模式”是利用现有人类科学成果，指导区域在发展过程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利用科技对自然的影响，治理石漠化，在曾经并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溶岩地区，解决了人类的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利用科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和典范。
　　“毕节模式”的政治学意义
　　“毕节模式”的成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是人类文明成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
　　（一）“毕节模式”是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指导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标与发展方向，是政治家根据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而进行社会发展设计的成功范例，证明了科学发展观作为政治理论对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毕节模式”说明，社会发展既可以带来理论总结，也可以在理论先导下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方式，两者相辅相成。与其他模式比较，“毕节模式”具有目标明确、方向准确、示范意义重大的特点。“毕节模式”的成功，证明社会发展型态既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自然演进，也可以在已有的理论总结基础指导下，后发展地区实现跨越式突变。“毕节模式”充分表明：来源于实际、高于实践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依靠政党与政治家的政治设计，区域发展理论既可以是传递式转移的，也可以是突变性的，路径的选择必须结合当地的客观实际来决策。
　　（二）“毕节模式”证明了当代中国政府社会控制与社会发展能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证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的作用与地位并非孤立的，在区域不平衡的大环境中，只有依靠强力的政府，才可以缩短发展的时间与距离。这种政治的控制力明确表现在制度保障上就是当代政治结构的凝聚性与统摄性。
　　一个完善的政治结构必须具有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这样的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只有形成了“制度轴心”，形成权力中枢才有可能达成社会发展的公识，这也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传统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意识的缺乏，生产要素与资源要素的缺乏，更只有在强力的核心控制下，才有可能达成发展速度的最优化。而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社会核心呈现着层级性，利益诉求的不同，必然会消耗控制中枢对基层的基本控制，形成地方利益大于整体利益的局面。具体到毕节的三大发展主题，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特别在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上就更有可能出现内耗，控制中枢的统摄性就不仅仅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制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整体战略的最优化。“毕节模式”给中国后发达地区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系的稳定机制上创造了制度的保证范例。
　　（三）“毕节模式”是一个地区在发展初期，由于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依靠区域自身的内部资源与能力，依靠市场已经无法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情况下，政府用有形之手进行社会资源调节的典范。特别是针对毕节这样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在市场机制尚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况下，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与智慧进行前期干预是可行也是必要的。由于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智力上的成功集聚，政治家为解决毕节问题所进行的政治设计因此具有了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这样可以有效地加快发展进程，降低发展成本，通过政府来制定体现市场发展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的市场运行规则。但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只有在外部驱动转化为内部驱动的时候，只有在产生了内生性发展要求与条件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转型。而这些是任何政府与政治势力也没有办法包办的。“毕节模式”只有实行市场性转型，由外来驱动转变为内在驱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在研究“毕节模式”的成功经验的时候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