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飞瀑
▲青年时期的杨榕（左）与好友合影
——题 记
认识84岁的杨榕老人是在4月7日，记者接到采访毕节教育家李仲群（ 采访报道见2009年第3期）时。和杨榕老人聊了几天后，一位追求进步，经历过诸多风雨和坎坷，并一直和困难作斗争的老人形象定格在记者心中。
反动当局禁读的书，杨榕却如痴如醉地迷恋上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秘密阅读。
1926年的大年初三，毕节城里一贫困杨姓人家添了个孩子，他就是杨榕。在那个动荡的黑暗年代，童年时代的杨榕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1937年，杨榕40多岁的母亲病故。12岁的他便随50多岁的父亲在珠市街租赁湖南会馆的房屋开了一家小旅馆糊口。在离杨榕家住处不远的威宁街有一个“群益书店”（中共毕节地下党员邱在先、阮明伦等人及民主人士孙师武所开），杨榕经常和邻居、同是穷苦人家的伙伴徐正泉去书店玩。书店前的阅报栏张贴着《新华日报》，店内书架上陈列着《资本论》和《列宁全集》等书籍。他们多次在这里购买抗战小画书和《希腊神话》等。
1945年，杨榕发现徐正泉向隔壁的邻居胡士尧（胡参加过中共毕节地下党开展的抗日活动）借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杨榕一见这些书籍就如获至宝，并陆续从徐正泉那里借回家去秘密阅读。反动当局禁读的书，杨榕却如痴如醉地迷恋上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秘密阅读。两年里，杨榕通过多种渠道借阅了《萍踪忆语》、《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两姊妹》、《一九一八》、《阴暗的早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苏联归来》、《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国解放区见闻录》等书籍。通过汲取这些进步书籍的营养，杨榕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暴统治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他年轻的血液里，开始接受一种朦胧的“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通过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著作后，杨榕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特别感兴趣。
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是穷苦大众的救星，纵然千难万险也要找到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毕师音乐教师魏岩和在毕节一小任教的杨榕等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唱《胜利进行曲》等歌曲。1946年3月，由魏岩提议成立了Sol Do（51）合唱团，51是《义勇军进行曲》主旋律，含有“起来、前进、革命”之意，也有“五一”之意。在公演《黄河大合唱》时，在《西黔日报》总编辑宋达兼的帮助下，该报社论位置登载了杨榕执笔的介绍演唱内容的文章；在演唱《黄河谣》、《黄河颂》、《黄河怨》、《保卫黄河》等歌曲时，合唱由魏岩指挥，杨榕担任每首歌曲演唱前的诗朗诵以及《黄河颂》的独唱。《河边对口曲》由尹瑞虞和杨榕对唱。此刻，杨榕已经逐渐融入到革命浪潮之中。
1946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稍有放松，毕节城就新开了“文化教育用品合作社”和“新文书店”两家书店，书店里陈列有进步书报，其中最显眼的要数《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由于杨榕的好朋友徐正泉此时在“文化教育用品合作社”当店员，杨榕便能经常阅读上述报刊，通过如饥似渴的吞噬，杨榕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了然于心，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等的认知更具体和亲切了。杨榕不时冥思苦想，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远在北方，自己不可能跑那么远去寻找组织，于是他便梦想能够会晤贵州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8月，在兴仁县地方法院工作的刘应康（1949年11月2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写信告诉杨榕，他在该法院书记官胡创基处结识其堂弟胡丕基（又名胡博，安顺人，毕节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毕节），彼此志趣相投，观点相近。刘应康又说胡博被狗咬（隐喻被国民党反动派伤害）而吐血。当时杨榕在毕节城第三小学任教，又在弘毅私立中学教一个班英语，为了帮朋友分忧，杨榕便把领得的报酬约今600元电汇刘应康转交胡博治病。
同年10月底，胡博长途步行来到毕节三小找到杨榕。胡在毕节期间，杨介绍他认识了龙借枝、尹瑞虞、徐正泉、李庭渊、秦心诚（秦天真之子）等人。并在秦心诚家遇到孙善述（孙师武之侄），这些热血青年大都有进步倾向。孙善述告诉杨榕、胡博等人，他准备去松桃县冷水乡找以前认识的腾九荣，并拿出腾九荣寄给他的信，指出腾“要约一些人在冷水乡学习”（其实是去那里发动革命）。孙善述问杨榕、胡博和秦心诚等人是否愿意同去，由于杨榕对中国共产党神往已久，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是穷苦大众的救星，纵然千难万险也要找到她，因此未经深思熟虑便答应前往。胡博也愿意一同前去。
打算去松桃县冷水乡后，杨榕便向龙借枝、尹瑞虞、徐正泉、李庭渊等人筹了约今300元的路费。为了节约有限的路费，杨榕和胡博一直步行，走了5天到达遵义，胡博找到《遵义报》编辑刘虎（抚）文，刘支持了他们约今200元路费。在艰苦的路途中，胡博告诉杨榕：“我的信条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一直以来，胡从未告诉杨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杨榕对胡博信奉的“欲达目的，不择手段”心存芥蒂，认为这是国外法西斯杀人的黑信条。他就对胡博说：“我要向你提一个意见。”胡说：“你没有资格向我提意见！”就这样在不愉快中，两人又走了十几天，终于到了腾九荣家。他们的到来不仅使腾九荣大吃一惊，就连在毕节曾经邀约同去松桃县冷水乡、已先乘车到达的孙善述也大吃一惊。
在腾家， 杨榕和胡博遭到冷遇。第二天，腾九荣对杨榕说： “ 过几天我就要去武汉！ ” 暗下逐客令。无奈之下，杨、胡二人又去松桃师范向老同学刘宗道、刘怡桢借盘缠。腾九荣不放心也陪着杨、胡去松桃县城。途中， 腾九荣带着他们去当地一乡长家借宿，腾九荣聊起抗战时冯玉祥将军在陪都的事，胡博突然插了句：“毛泽东在延安……”弄得腾、杨大惊失色。刘宗道、刘怡桢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批评了杨、胡松桃之行的鲁莽，一再叮嘱杨榕以后做事要小心谨慎。
回到毕节后，杨榕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进步团体，并成为51合唱团的骨干。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1950年3月，杨榕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斗争是讲策略的，千万不能再鲁莽了。
1948年3月，经人介绍，杨榕和陈文鼎去赫章中学教书。4月某天，陈文鼎告诉杨榕：胡博来赫章了，杨榕找到胡博后，看见他仰卧在一家牛圈楼上，衣服脏污不堪、满身疥疮。面对狼狈不堪的胡博，杨榕不再计较过去的不愉快，好言安慰他：“斗争是讲策略的，千万不能再鲁莽了。”杨榕找到在赫章中学做饭的老校工借了半块滇洋（约今100元）接济胡。
后来，胡博被捕，1948年11月12日，被从镇雄押解至毕节。杨榕知道，此时留在毕节很危险，脑中萌生伺机逃出毕节城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杨榕却不表现出什么，也不告诉任何人。
1949年7月中旬某天，毕节私立弘毅中学举行散学典礼，学校请来当时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某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吴某。晚上举行宴会时，刘某发表即席讲话。刘看着杨榕说：“我们抓到那些穿西装的共产党要……”随即用手比划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这些现象表明，是该离开毕节的时候了。约3天后，杨榕听到胡博已被处死，国民党也准备在解放军抵达湘黔边境时开始抓人，决定马上逃出毕节城。
杨榕回到弘毅中学，把胡子刮干净后，穿上两件衬衫（里面不露领），把一件外衣搭在手腕上，皮鞋换成胶鞋，装成散步的样子找到吴应杰的女友糜崇敏，糜告诉杨说吴早已去了纳雍化作蔡松柏家，并告诉杨要先找到朱昌的黄太祥才能找到蔡松柏家。杨问清路线后，又装成悠闲散步的样子向中山路口小校场城墙缺口走去，找到好友李庭渊借了一元滇洋，外加一个铜元。
第二天拂晓，杨榕顾不上吃早餐就起身往纳雍化作蔡松柏家赶，几经周折后，杨榕终于找到蔡家。1949年9月末，国民党军政人员从蔡家附近的路上去水城，蔡松柏就于当晚带着杨榕等7人转移到大方坡脚高地坎姐姐家，第二天早上又转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蔡家杀了一头猪，背了一半到山洞里，杨榕一行就在这个山洞里躲藏了1个多月。直到毕节快要解放时，糜崇敏的哥哥糜崇寿才去找杨榕他们，并告诉杨榕等人说他在流仓桥遇到了解放军。一听到解放军来了，杨榕就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解放军是穷苦人民的亲人啊，1935年才9岁的我就和当时还叫红军的士兵摆过龙门阵。”杨榕告诉记者。
“教书就教良心书，文凭不高就加倍努力，要我弄虚作假我不干！”
由于家庭贫困，杨榕只读到初中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1945年，杨榕回到毕节，在三小教书。为了把普通话说好，一有空闲，他便去听广播，外地人来毕节演话剧时，他也模仿人家说普通话。为了把字音读准，杨榕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字典，对把握不准的字音就立即翻开字典查对。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榕终于把普通话说准了。刚开始用普通话上课时，学生觉得稀奇，但听习惯了，大家也适应了。在51合唱团参加演出时，只要有杨榕的戏，就有好多人说：“走，去听杨先生演戏去。”
杨榕老师上课时，很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看到学生精力不集中，他就讲一个故事，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过来。他在讲故事中把道理渗透进去，让学生获得教益。
由于极左路线影响，杨榕曾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3月，53岁的杨榕落实政策后，被安排在毕节地区进修学校任教。由于多年没有上课了，他便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认真地备课。1981年去贵大进修，杨榕不像一些同学那样混文凭，而是白天采用速记法记笔记，晚上整理好笔记后，又认真复习，总是12点过才睡。
1979年3月到1987年，在毕节地区进修学校、毕节教育学院和毕节地委党校，杨榕教过一年基础英语、一年英语语法、一年现代汉语读音、三年中共党史。杨榕本着良心教书，上课前，殚精竭虑备课，授课时总把烂熟于心的内容准确、流利地向学生讲授，考试时严格要求、实事求是。于是每年都有10%的学生不及格，这些学生对杨榕很有看法。
“教书就教良心书，文凭不高就加倍努力，要我弄虚作假我不干！”这就是杨榕的座右铭。虽然他的原始文凭只是初中，不过经过自学、进修，他教的学生中却有很多大学生。
七八十岁并不老，只要能动，做点事情算不了什么！
1 9 8 8年，6 2岁的杨榕参与《毕节地区青年运动史》一书的编写工作，有时为了查询资料、证实历史的真实性，他不得不写信或打电话求证，有时也需要外出找当事人或他们的亲人了解情况，历经4年，终于完成了《毕节地区青年运动史》的编写。之后，杨榕参与了《毕节地区志•建设建筑志》和《燕山诗词学进展》等书籍的编写。
1999年至2004年，杨榕参加了“夕阳红老年合唱团”，每次排练、演出他都不会缺席，杨榕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参加演出的《强渡大渡河》还拿了奖。
2006年，乌蒙诗社的盛郁文老师等人邀请杨榕参加该诗社举行的端午节诗会，杨榕老人先用流利的普通话讲了话，再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乌蒙老人歌颂祖国、家乡》，他对作品节奏、发音技巧的掌握、拿捏恰到好处，引来了如潮掌声。
杨榕老人70岁时患了冠心病，78岁时患了脑出血，他一直以非凡的毅力和病魔作斗争，现在身体已基本康复。老人还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写诗、作词。现在说话不是很流畅、用脑过度耳心就会疼痛、写字也很吃力的杨老正在写回忆录（草稿基本写完），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他还积极配合地委党史研究室撰写一些材料，为毕节的党史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