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只要勤奋笔耕，持之以恒，以积极的心态，走过自己的人生，哪怕能为广袤的大地绘制碧绿的一角，再苦，再累，也终身无悔。
　　我这大半辈子同报刊社特有缘分，教书30余年，写稿却是52年。
　　50余个春夏秋冬，1.8万多个白天黑夜，我一方面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面对的是学生，从不敢懈怠；另一方面我作为一名通讯员、特约记者、业余记者，面对的是农村、街道、机关、学校、厂矿……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社会和日新月异的祖国，我的心情始终处于激动中。
　　自从1958年我采写第一篇稿件《山村农民办起了夜校》起，50多年间我一直以写稿为快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想念曾经关心爱护过我的聂宗简、贺启瑞、黄发友、陈世科、杨光维、刘福林、刘衍奎、高承祥等老师和那些还在岗位上十分理解、关心帮助我的同志。我心中仍然时时感念他们，哪怕他们中有的人始终未曾谋面。
　　写稿可说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特别是抽空采访和加班写稿，一连四五个小时或几个晚上写下来，个中滋味，不难想象。有时，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疲惫兼日益老花的双眼，盯着满纸的“蝌蚪” ， 逐个检查、斟酌和修改。记得初学写稿时，先是提起笔找不到写的；逐渐能写点东西了，但是无限延长，什么东西都想写进去；直到3 0 多岁后才真正学会选材组稿，去粗取精……在初学写稿时我还经常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一是缺乏新闻敏感，对客观事物感受后，不能够迅速作出反映；二是写出来的稿件很难被采用，如石沉大海，便灰心丧气，不想写了，就想打退堂鼓。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咬牙坚持了下来。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边远山乡苦桃井小学任教，妻子是个搬运工，每天早出晚归。她带着两个孩子，白天要去拉板车，晚上要给孩子们洗洗补补，还要提前把第二天的饭做好。尽管生活艰难，日夜操劳，但她从未叫过一声苦。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两个孩子相互依偎着在门坎边睡着了，顿时，我的心碎了。多年来，她为了使我能够安心工作，安心写稿，从未拖累过我。1 9 7 8年我调到黔西城关工作，妻子更加支持我的工作和写稿。早晨，当我还在床上收听广播时，她已把早餐做好了。晚上夜深人静时，她坐在床边伴我挑灯夜读，伏案撰稿……我就是这样在她的支持关爱下，数十年笔耕不辍的。
　　我在写稿过程中，除了家庭的支持外，宣传、教育部门、新闻媒体和县镇（乡）领导，对我的关怀和帮助都非常的大。1 9 6 2年至1 9 9 2年，我三次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学习。特别是1992年那次《贵州日报》对我免费一月之久的培训，使我的收获最大，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学习期间我在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下，白天学习，晚上写稿，向《贵州日报》投稿4篇，被采用2篇。
　　1993年，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学校，退休以后我仍笔耕不辍，并以此作为安度晚年的一种方式。
　　为了提高贵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把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神奇优美的自然环境宣传出去，1 9 9 4年初我和一位名叫张益的记者商量，一定要把笔者家乡黔西县的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宣传出去。于是我俩多次来到百里杜鹃花区细致踏访，整个花区集山、水、林、洞、花、鸟等自然资源和民族风情、人文景观于一体，以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其间杜鹃花绵延百里，花色品种繁多，有白、红、黄、紫、粉等各色齐全的杜鹃花28种，为原生的杜鹃林。我们去时，时逢四月中旬，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争奇斗妍，使人流连忘返。于是，我俩以“万紫千红，如诗如画”为题，写了篇游记投给《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5月6日被刊载出来了。这篇游记对宣传百里杜鹃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也因此于1995年2月18日成为北京文化部科文贸咨询中心创作员。
　　1998年，县里组织特约记者、通讯员到东风湖观光，希望大伙把黔西的风景名胜宣传出去。经过一天的观赏，我感到了东风湖的美。河堤大坝壁立千仞，雄伟壮观。扇子岩以下湖水波澜不惊，水中天光云影。天竹峰突起于东风湖畔，三面环水，八峰顶立，顶峰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珍稀鸟兽栖息于此，奇花异草争芳斗妍。这里有被誉为东方交响诗的化屋苗寨苗族歌舞和精湛的蜡染刺绣民族工艺。这里高峡出平湖，把山、水、岩、林、洞融为一体。于是我以“秀水碧波东风湖”为题，写了篇游记投给《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2月该游记被刊发了。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爬格子”以来，我共向新闻媒体投稿1.3万多篇，被采用6000多篇（含广播电视稿）。尤其是退休以后，稿件的见报率增高。我共向各新闻媒体投稿近6000篇，有2183篇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老年报》、《中国水利报》、《中国税务报》、《中国工商报》、《毕节日报》等报刊采用，2007年创刊的中共毕节地委机关刊物——《毕节试验区》也接纳了我，我成了这本年轻杂志上的一名老作者。
　　光阴如流水，岁月不等人。如今我已75岁了，但仍执著追求，以年轻人般的激情不知疲倦地耕耘着。“莫道桑榆晚，为霞云满天”。尽管年岁已大，精力有限，每次采访回家感到腰酸背疼，但一觉醒来，提起手中的笔又感到心中惬意。尽管大多数的联系、采访、收集素材都有困难，甚至打个电话、买个信封、坐趟车都是自己掏钱（除单位请去的外），但我仍订阅了《人民日报》、《贵州日报》、《劳动时报》、《贵州老年报》、《贵州科技报》、《贵州民族报》、《法制生活报》、《毕节日报》等十多种报刊（近几年有关部门给我订阅了一些报刊）。
　　为了得到一条新闻线索，采写一篇新闻稿件，再苦再累我也没有退缩。有人劝我：“老人家，你70多岁了，就好好的休息吧！”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写作，是写稿启迪了心灵。我乐于在黔西这片土地上，一锄一锄地耕耘，一步一步地前进，再苦再累也终身无悔！”
　　尽管我早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我从不觉老之已至，更不会想虚度晚年，我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劳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每天都感到自己的血液在奔涌着，在沸腾着。
　　尽管“爬格子”是辛苦的，生活是清贫的，但也有甜和乐。有时同文友们促膝谈心，谈采访、谈写作、谈理想、谈人生的时候，我会愈发认识到挑灯夜读、伏案撰稿的神圣。同时，也会感到自己永远年轻，沉浸在被读者接受、社会认可的激动中。
　　元旦、春节前夕，我收到一些报刊社的贺卡，收到寄自远方昔日文友的信函，接到他们的长途电话，那些热忱的问候、美好的祝福，一次次让我热泪盈眶！
　　2005年《贵州日报》群工部主办的《通讯员报》刊发我写的《耄耋之年写华章》一文。群工部主任邱存双作了这样的短评：“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鬓白心未老，整装在出征……是啊，人生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写作’。当然，像李老这样古稀之年仍不辍笔的，不算很多，因为不多，李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杆……其实，老年人一切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言行，都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可贵表现……”
　　2007年5月，《贵州日报》在绥阳召开通讯员表彰会，来自全省各地的通讯员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诗乡绥阳，我深感《贵州日报》能以这样的方式团结大批通讯员，激励大家笔耕不辍，实属难能可贵。在会议期间好些参会文友亲切地与我握手，我们一起合影、交流。省旅游局的刘秀鸾在《感受、感动、感激》一文中写道：“广大通讯员十分珍惜这次交流、考察、学习和采访的机会，不顾旅途劳累从全省各地汇聚绥阳。年过七旬的优秀通讯员李元章老师几经转车远道赴会，没带衣服又遇上降温，仍精神抖擞地坚持参加考察活动。”通讯员王科说：“当天中午，一位挎着绿色军用挎包，满头银发的老人走进会议室，他是我认识的年龄最大的参会老人——李元章老师，我们第一次见面，即由陌生人变成了好朋友……在这次活动中我结识了可敬的老师们，感动之余，内心却生出了一种愧疚，但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会把他们的精神作为一种动力，希望能在新闻写作队伍中渐渐成长起来。”
　　在这短暂的三天相处的时间里，看到年轻的这一代渴求知识的目光和对新闻写作执著追求，便不由得想起自己年青的时候，那时《贵州日报》的老师们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课、编稿、传道授业解惑。每当我将稿件送到他们手里，编辑们总是一丝不苟，连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连一个标点也要深究。当我在写稿过程中闪过“不要太累自己”的念头时，报社的一位位老师勤奋工作的精神，严谨采编的风范，让我振奋，催我勤奋笔耕。
　　人活在世界上，各自的生活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我的人生是以教书和“爬格子”为荣，小小的教鞭，小小的钢笔，小小的采访本，虽然做不出什么辉煌的成绩，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我坚信，只要勤奋笔耕，持之以恒，以积极的心态，走过自己的人生，哪怕能为广袤的大地绘制碧绿的一角，再苦，再累，也终身无悔。
　　我“爬格子”已有50多年，写了不少方块字，但因知识浅薄，功力不足，与文友们相比仍有差距。光阴似箭，岁月无情，转眼我又逼近耄耋之年。想当年韩愈曾长叹自己：“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常为自己年迈而悲伤。而我呢？在有生之年，决不丢掉相伴大半生的纸和笔，还将为国家、为人民勤奋笔耕，生命不息，运笔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