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根据社会学的理论，公民环境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其形成受到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影响。主观方面属于“内在型”的影响，其对意识形成的影响源于主体的“自发性”行为。这种“自发性”行为的动机基础分为四种形态：一是以前就有的传统和习惯，而动机基础仅仅是它的简单重复；二是由情绪、感情所决定的行为动机；三是通过对结果危害考量来决定行为的动机基础；四是由行为人内在价值观所决定的行为动机。而意识形成的客观方面主要来自社会文化对人们的引导、指点和影响，它包括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制性规范，也包括习俗、道德、宗教、舆论等非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所带来的影响。
就环境意识的形成而言，城乡二元差异导致公民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和在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是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因素。广大农村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直接影响到其观念行动。在社会学上，城管规章强制性规范对公民意识形成发挥着引导和外部强化的作用。
目前，从我国城乡居民对规章的态度来看，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比较高，而相应的另一项调查资料则显示，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应有的地位，未能在农民的生活中获得现实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相对的贫困化，从而导致其对规章的排斥。
二、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持不同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因而群体间的冲突经常不断。农民工来到城市中，由于城市里的许多规范和乡村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到来可能引起一时冲突，对于这样的冲突，解决的方法往往不是通过交涉而和解的，而是通过权力的使用来压制农民工，使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权力较大的阶级或群体，这种压制容易导致农民工违规心理和行为的产生。
三、根据美国学者G•奥尔波特对历史上各种偏见发生和持续过程的研究，在同一文化圈之内，许多偏见和排斥心理在最初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那些有权势的社会集团为了使自己对无权无势的社会集团的剥削统治合理化而制造出来的。而对于我国而言，解放后所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干部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中，将干部、工人、农民分成了三个高低有序、管理严格的三大阶层，这三个阶层问在社会地位、机会获得和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上都是严格有序的，农民始终处于最底层，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少，缺乏上行流动的机会。
由于制度、观念的种种限制，农民工是受到歧视很深的一个群体，即使他们一开始进城时怀着种种美好的梦想，也在现实的面前被无情地粉碎了。收人比城里人低、很少有晋升机会和培训机会，处于这种充满挫折的环境中，容易形成脏、乱的主体，容易形成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很容易爆发的。因此，整脏治乱必须关心农民工，教育农民工。
首先，要高度认识和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他们进城，应一律平等，教育的机会要均等。
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了户籍制度，消除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也就是消除了实际上存在的农民与非农民的身份制，给农民摘掉了“农民”的帽子，为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存在的心理问题准备了体制的条件。
再次，要利用现有的媒体，宣传对农民工正面的认识，利用舆论和教育改变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除了要改革体制、制度等硬环境外，更要加强对软环境的改造，因为软环境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在硬环境消失后很长时间内，软环境会依然存在下来，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改造农民工所处的软环境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总之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关键在于要打破体制的束缚，给予农民工阶层应得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使农民工从心理上在城市中寻找到归属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广大民众共同努力。
最后，动员农民工自己动手来整脏治乱，参与卫生监督、综治协勤和城管协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