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凹坝乡干部发放大额报销金
▲医生为患者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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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区“新农合”工作的开展，地委、行署领导十分重视。行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意见》,在年初“新农合”工作会上，地区人大工委、行署、政协工委主要领导到会，行署专员秦如培在会上作了专题重要讲话。地委、行署将“新农合”工作列入全区“十项工作”进行重点督办并列入各县（市）年终考核的目标任务，半年工作督查时纳入地委、行署对各县（市）的重点督查内容。地委书记刘晓凯、行署专员秦如培多次到地区卫生局就“新农合”工作进行调研，对于急需解决的问题，都作出了重要批示并亲自签发督办通知加以落实。两位领导一再强调，“新农合”工作是目前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和各级卫生部门压倒一切的工作，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在地委、行署领导的支持与鼓励下，卫生、财政、民政、计生、审计等部门通力配合，积极工作，为我区“新农合”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地区卫生局在半年工作检查时把“新农合”工作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考核并将检查情况通报了全区；为了加强资金监管，预防职务犯罪，地区卫生局与地区检察分院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并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监管，预防职务犯罪的通知》；为了加强“新农合”档案管理，保存好“新农合”的重要资料，地区卫生局与地区档案局经过认真调研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档案工作的通知》；为了加强卫生行风建设，进一步强化“新农合”监管，地区卫生局与地区监察局、纠风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全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存在问题进行全面清查的通知》；为了帮助特困农户解决参合金问题，地区红十字会在爱民广场开展了大型捐助活动，地区卫生局和地直单位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有力地促进了我区“新农合”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地区“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作为地区“新农合”工作的管理机构，在全区“新农合”工作中起到协调、指导的作用。为了加强管理，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区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自查的通知》及《关于对全区“新农合”资金管理进行清查的通知》。对于各地在工作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建议，地区合管办都以简报的形式进行表扬、推广（如简报通报“毕节市请毕节市检察院给医疗机构负责人作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毕节市认真执行‘五核查，十不准’规定”；“威宁自治县政府领导高度关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赫章县、织金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经费投入高保障好”等）。而对于接到的举报、投诉，也及时配合各县（市）合管部门认真处理（如在地区卫生局纪检组领导下多次到金沙县与金沙县纪委联合调查处理木孔乡卫生院原院长组织套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问题；与地区卫生局领导一道与毕节市卫生局联合到毕节市普宜镇调查处理参合农民反映村卫生室人员的违规问题等）。总之，地、县经办部门都在积极进行探索，认真开展工作，力求把“新农合”工作办得更好。如地区合管办针对“新农合”管理制定了“五核查、十不准”的要求，各县（市）都认真执行并形成制度上墙公示；毕节市召开了定点医疗机构负责人的座谈会，讨论合作医疗的管理与发展，并请市反贪局派员对定点医疗机构负责人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织金县由县政府组织在该县八步镇召开全县的“新农合”工作现场会，及时交流“新农合”工作经验和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促进“新农合”工作的健康发展。
“新农合” 合农心
“新农合”工作在毕节试验区开展短短4年时间里，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以前很多看不起病的农民得到了就医，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对推动试验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9月5日，纳雍县卫生局局长谌茂业与老凹坝乡乡长郭华一道，在老凹坝乡合管办向参保农户何龙恩兑现了该乡今年以来的一笔大额补偿金。何龙恩家住老凹坝乡街上村，以种粮为生，每年种粮收入也就几千元钱。今年7月，女儿何春产褥中暑，于7月15日住进了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花费30413.7元，除去不可报销的自费药品费用，合管办签发了4120.49元的补偿金。
从乡长郭华手中接过补偿金后，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何龙恩由衷地说：“早些年只听说国家工作人员看病可以报销，那时就想，农民毕竟是农民，哪天才能有这样的日子？没想到，从2004年起，农民看病真的就可以报销了。这算得是农民的‘公费医疗’吧。”
对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理解，纳雍县乐治镇农民宋安达在多次生病住院后得来的诠释比何龙恩更理性。
9月5日下午，已过花甲之年的王玉珍在老伴宋安达的搀扶下，又步行到乐治镇卫生院打吊针——王玉珍老人患的是盆腔炎，治不断根，经常都在发病，一发病就要打吊针。
70岁的宋安达早年得了疝气，去年又患了慢性支气管炎，三天两头也要去镇卫生院打吊针。
王玉珍病了，宋安达送；宋安达病了，王玉珍送……总之，这对老年夫妻就这样在从家里到卫生院的路上折腾，你送我、我送你，一条单程1.5公里的小路，都被他们走成“长征”了。
因为经常要打吊针，他们就把自家的被子长期放在卫生院里，一进卫生院就拉出来使用。
因为经常要打吊针，每一次就医之后卫生院都不结账，而等积累一两月再说——医生们不担心他们赖账，他们都是参保农民，反正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说起农村合作医疗，宋安达还记得第一次交参保金时的情景——
2003年底的一天，他在山上给长辈老人修坟时，镇里的一个干部到山上找到了他，说了合作医疗的事。
老宋什么样的“合作”都经历过：过去的供销合作社要叫社员入股，他三五块凑了份子；过去的信用合作社要社员入股，他也干。他笃信：国家要农民干的事，有益无害。
干部找上山要他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肯定也不会错，他二话没说，掏出90元为一家9口人交了参保金，此后每年都如期交钱如愿看病如数领到补偿金。
王玉珍说，她们两老都领到七八千元的补偿金了——幸亏还有补偿的七八千元应急，要不然，她们真“投降”看病了。
相比而言，没有读过书的农民肖德英对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理解就更质朴了。
9月6 日，在纳雍县水东乡卫生院，守着病床上的丈夫陈中才，妻子肖德英神情黯然。
今年农历五月初七，肖德英上山割草，不慎跌下一丈多高的地埂，当场便将整个脸庞划了一条大口子。所幸的是她家交了参保金，结果报销了480元补偿金。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个月后的七月初七，59岁的老伴陈中才又患了严重的胃出血，住进了当初肖德英住过的纳雍县医院，又是打吊针，又是输血……折腾一个星期后，尽管还未完全康复，但因经济拮据只得转到乡卫生院继续治疗。
虽然家里准备过年的肥猪都变卖了，但获得乡合管办报销的1844元补偿金，肖德英心里还是心存感激：“用来买东西，10块钱只能买10块钱的东西，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若是用来参加合作医疗，10块要当几百几千。”
与肖德英一样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对国家政策表达感激的人，还应该算上牛永发和田锦发。前不久，羊场乡凹梳村农民牛永发的儿子生病住院，花费10000多块钱。拿到了3680元的补偿金，牛永发的话让乡里的干部特感动——他说：“不是国家，哪个亲戚朋友肯这样帮补？就算有情有义的亲戚，最多也就帮补三两百。”与牛永发同乡的羊场村农民田锦发爱抽旱烟，有吃无吃，旱烟一定要保持。一场不大不小的疾病过后，他得到了208 元补偿金。
众人牵手战病魔
不久前的一天，大方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刘刚收到一封信件，拆开一看，一个名叫赵发儒的农民竟然编了10首民谣来赞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006年初，作为全省第二批试点县，大方县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家看病，别人开钱，从来没听说过。”当时很多群众老凹坝乡干部发放大额报销金持怀疑态度，鸡场乡大坝村一些群众则根本不信，说：“肯定是假的！”当年7月，该村岩头组村民王福云，妻子生病到毕节地区中医院住院治疗花去2461.81元，叫苦连天，村支书吴守鹏叫他去报帐点报帐，他说：“去不起，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吴支书说：“我借你100块钱做盘缠，报不到钱不要你还！”王福云半信半疑，说：“真的吗？那我就去试一回。”结果这一去，报回来1224.29元，王福云喜出望外，笑得合不拢嘴，马上还了支书100块钱，见人就说：“农民看病，政府开钱，这是真的，真的！”
黄泥乡石丫村农民付兴元去年8月因房屋失火被大火烧伤，在乡卫生院治疗花去医药费、手术费、住院费等11000多元，报了8000多元，自己只出2000多元，他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参加合作医疗，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感谢党！感谢政府！”
今年，大方县94.3万多农民人口87%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撇开合家外出务工那一部分农民不算，参合率还远远不止这个比例。
元月份，家在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的百纳乡新华村茶林组农民熊天群去交今年的参合费，她家一共5个人，每人应交10元，也就交了50块钱，可是当她拿回合医证，一看上面登记的是75元。多记了25元，这是登记的人搞错了吗？不是。原来，去年每人可以持证在村卫生室免费看10元钱的门诊，今年政府从每人50元的农合基金中多补贴每个参合农民5元门诊费用。熊天群说：“这不是肥肉上添膘吗！”
“新农合”工作任重而道远，要把工作做得更好，全区“新农合”网络化管理建设势在必行。地区卫生局组织对网络化建设进行了考察和调研，与相关公司进行了多次接触，最近与毕节地区电信公司签定了建设合同，2008年1 月将在全区开通“新农合”网络化管理系统。网络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将大大提升审核报销工作的效率和资金监管力度，使报销更加透明和迅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