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赫章可乐墓葬遗址”被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笼罩着古夜郎国的面纱，正在渐渐掀开。

一
　　因为离得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反而将一些最有价值、最值得去的地方给冷落了，比如可乐。
　　认识可乐，来源于书本。那是很多年前，我在一本介绍毕节农牧业的画册上知道可乐猪是一种历史悠久、肉质可口的猪，画册上那头肢短体胖、傻气可掬的小猪至今我还有模糊印象。尔后，从介绍区情的一本资料上了解可乐出土一批汉墓群，由此认定可乐一定是“卓尔不群”的。这些零散的印象，使我对可乐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2002年初夏，不经意间，在《文物天地》上看到一篇题为《考古学拒绝平庸》的文章，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葬遗址被“拒绝平庸”的考古学界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贵州省考古学界第一次获得的国内最高级别的荣誉。这条信息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震撼无以言状，那“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发祥地可乐，就此成为我精神故乡中的一株菩提树。
　　文章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场感官的盛宴，也无需考虑地区平衡或时代分配的技巧，它甚至可能是惟一一项没有商业元素介入的全国性评选。”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称，评选活动坚持三个标准：发掘是不是经过审批；是不是严格地坚持了田野考古的操作过程；发现是不是真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任何年度的评选一样，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遵循的原则仍是从当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的300—400项考古发掘项目中选出10个，经过全国最著名的考古学者组成评委会，严格的初步筛选、专家评议、投票等程序……如此“苛刻”的条件，这般激烈的竞争，赫章可乐居然榜上有名，可见可乐在贵州历史上沉甸甸的分量。可乐，成了我不可不去的地方。而且我非常幸运，与我同行的竟然是200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赫章可乐墓葬遗址的发掘领队，在贵州从事田野考古近40年的著名考古学家宋世坤先生。

二
　　可乐位于赫章县西北50多公里处，地处乌蒙山脉中段的东缘，是一块平实、开阔东西走向的坝子。在坝子的中间，可乐河自西向东悠悠地流着。谁也说不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可乐这个夜郎时期曾繁华显赫一时的重镇，在夜郎灭国后，才逐渐被人们所废弃，从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的。多少年来，消失的可乐曾经不知被多少人发现，当地农民耕地耙田时，不时会从田边地角挖出贮藏着历史信息的残砖碎瓦，除草、割庄稼，也会一眼看见被雨水淋出晾在地皮上的青铜器物。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应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0年至1961年，考古人对可乐墓葬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7座东汉时期的甲类墓，亦称汉式墓，出土陶、铜、铁器物数件，让人们隐隐约约地嗅到了夜郎气息。1977年考古人正式发掘夜郎时期墓葬，亦称乙类墓，这次发掘收获丰厚，出土的青铜器风格非常独特，类似的器物过去在贵州境内从未发现过，与汉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南越文化均不相同，应属贵州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这为还原夜郎提供难得的素材。这次发掘，揭开了夜郎考古的帷幕，可乐因此享誉考古界。以后，学术界只要涉及贵州考古和夜郎问题，必言可乐。
　　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考古人对可乐情有独钟，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八次发掘。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金秋，可乐慷慨地回赠了这些坚毅的考古人一个珍贵的礼物——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0年9月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所在领队宋世坤研究员和考古所所长梁太鹤研究员的率领下，第九次进驻可乐。发掘了108座战国至西汉墓葬，其中神奇的“套头葬”和其他一些奇特的埋葬方式以及许多独具特点的文物，表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磁石般吸引了考古学界的目光，使发掘者们兴奋不已，体验到了走近夜郎的无限喜悦。宋世坤先生称可乐是“贵州青铜文化的殷墟，贵州考古的圣地”。梁太鹤先生认为是“近年来夜郎考古突破性的新进展”。
　　2002年4月，赫章可乐墓葬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考古发掘的意义被认为是“贵州近年来实施夜郎考古计划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在330平方米范围内即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81座，墓葬密集程度令人吃惊。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套头葬’和其他几种特殊葬式，其所反映出来的丧葬意识和宗教观念很值得研究”。
　　上个世纪20年代，殷墟这个具有世界顶级意义的遗址的发掘，使朦胧的商代史迹被确定，从此像神话般缥缈的夏、商、周三代，从传记走向“信史”。
可乐考古发掘，用地下埋着的真实，向世界证明，消失的夜郎不是神话，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若干年前确实存在着一个叫夜郎的王国。

三
　　当2004年那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初春，我与宋世坤先生沿着可乐九次发掘的线路，在山上山下，沟沟坎坎间寻找那些让我陌生又让我感动的历史风景时，我对可乐的神秘和不可思议有了新的感悟。
　　我们脚下的这块坝子，在秦汉时期，或许更早，曾经辉煌过，也曾经衰落过。辉煌与衰落，小部分被史籍用简略的笔墨写进书里，大部分化作残缺的碎片撒落在历史的大地上。执着的考古人一次次地从历史的田野里捡拾起那些散乱的碎片，并由这些碎片，拼接起一个我们渴望知道的夜郎。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可乐，是西南最耀眼的一隅，与昆明、成都并称为大城。那时的世界不拥挤，驿道漫长，天高野阔，但在那片清寂的背景里，有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就是可乐的繁华与人烟。那时，可乐是沟通川、滇、黔以至两广的历史走廊。这条道路上车轮滚滚，烟尘如浪，商贾如云，行人如织，那是怎样一种生动！蜀商通过这里到夜郎地区贩取僰僮到内地出售，顺便也将蜀地生产的铁器及其他土产贩往夜郎地区，甚至还通过夜郎沿牂牁江水道，一直贩往番禺（今广州）出售。印度“籍贯”的玉石、琥珀、玛瑙、水晶、绿松石等所制作的装饰品在墓葬发掘中重见天日，诚实地证明可乐曾通过“五尺道”和“南夷道”与南方丝绸之路相接，从而间接与境外发生商贸往来。
　　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胸襟，便决定了他开创的王朝精神走向，吟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汉高祖，呼唤猛士开疆拓土，这种精神到汉武帝时被张扬到了极致。可乐地处夜郎、滇、邛都几个族群的结合部，在此派驻重兵，屯兵戍守，进可攻退可守，正是汉王朝以巴蜀为依托，经营南夷地区的绝好去处。于是，汉武帝在经营南夷地区时可乐便成了犍为郡都尉治所，成为军事重镇。大批中原将士风餐露宿、爬山涉水来到这里，在这块土地上吟唱着人生生活、劳动、战斗、死亡的四部曲。这里曾经是健儿争雄的角斗场、历史鏖战的原野、部落迁徙的旅道、民族融混的疆域……倘使顺着这主题开掘进去，一定会有许多动人的人性充盈的生命激情和故事。这一切，随着历史的逝去，都飘散了。唯有可乐甲类墓葬中出土的数量巨大，式样各异的兵器固守着这如铁的历史。
　　我们行走在可乐山上，徜徉在可乐河畔，强烈而深刻地感受到，历史海洋的浩瀚无穷和人类对历史认识的有限和浅薄。古典的可乐，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镶嵌在农舍墙上的秦砖汉瓦，是低伏在猪圈边的残陶碎片，是深埋在农田之下沉睡千年的墓葬，是点将台上空凝固的时间和空间，是消散了的昔日繁荣……一路走来，时时碰上历史，却不能完整的解读历史。
　　如今贵州已发掘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500余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其中可乐就发掘了370座墓葬，出土文物2000余件，其数量和质量在贵州首屈一指。放眼望去，可乐四周大大小小的土山上还有战国秦汉时期遗址2处，墓葬群14处，千百年的往事，星星点点地撒落在广袤的乡野上，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可乐丰赡文化的一角，大量的古迹仍沉睡在黄土深处，不夸张地说，可乐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夜郎文化博物馆，作为贵州青铜文化的殷墟，贵州考古的圣地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