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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成立背景及基本思路
作者:中共毕节地委政研室 吴愿学  发布日期:2008/10/24 阅读次数:
  一、毕节试验区成立的背景
  为解决长期困扰岩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历时两年多,在走遍全省80多个县(市区)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大政方针,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集思广益,反复研讨,广泛吸收人类最新思想成果,认真总结大量实践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创新思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探索科学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发展道路。经过长期探讨和比较,选择了在西部岩溶山区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探索人口、资源、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进行过长期实践的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个为改变喀斯特山区经济落后、生态恶化、人口增长失控状况具有创新性和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为毕节试验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位于云贵高原腹部的毕节地区是喀斯特地貌发育极其典型的地区(喀斯特地区是一种极具特殊性的环境,被联合国相应机构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这一类地区在全球分布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占到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5%;其中,低伟度的喀斯特地区居住着约10亿人口,是全球人口、环境、经济、资金等矛盾最尖锐突出的地区。中国喀斯特分布面积约344万平方公里,出露地表的约90.7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0%;发育极为典型。全区河谷深切、耕地破碎、植被稀少,人口压力极大,人民贫困程度很深。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生存环境,这里的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毕节的干部群众相继提出了“五子登科”(即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埂树、搞坡改梯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发展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的立体大农业思路,以及经济发展应遵循“规模、规范、配套、系列、效益”原则等富有创意的开发构想,为从整体上打破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建设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实践,积累了众多的宝贵经验,为以探索岩溶山区健康协调发展道路、建立完善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并通过深入组织实施展示示范作用的毕节试验区建立,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诸多区域呈现出的日益尖锐的贫困加剧、生态恶化、人口膨胀问题深入研究后形成了广泛共识:通过高投入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以及人口生产严重失控的不协调状况极不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和世界众多专家学者们的思想成果,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有识之士产生了积极启迪,为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的确立,提供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认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户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和向更大领域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从大范围向“建立小区、封闭运行、规避风险、减少震荡、摸索经验、引领方向”,选择具有典型性、示范性、代表性、区域(即试验区)先期探索的方向转变。为持续深入探索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下发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5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深化改革试验;在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章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构架,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党中央的这一重要决策,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提供了长远的政策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日益正常化和不断加速,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志士仁人对中国共产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的认同和拥护日益增强。1980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倡议,要发挥优势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这一倡议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其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日益加快了通过智力支持推动边远落后地区发展的步伐。1986年、1987年,各民主党派汇聚贵州省举办“智力工作会议”,提出要选择相应区域开展智力帮扶,受到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京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介绍毕节的情况及建立毕节试验区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并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对毕开展智力支边工作,指导毕节的改革试验与发展。由上述单位组建的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接受邀请后,派出了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为组长的专家组深入毕节地区,进行了长达13天的实地考察,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促成了毕节试验区于1988年6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
二、试验区主要工作思路和意义
  在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讲话。他指出:“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毕节试验区建设,“一要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二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加快改革步伐。三要注意智力开发和培养、引进人才。四要全方位扩大开放。五要发扬艰苦奋斗、扎实苦干精神。”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由各民主党派组建的北京专家组的指导帮助下,毕节地委、行署明确提出试验区的工作思路是:以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启动商品经济,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政策引导和采取特殊措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寓生态建设于开发扶贫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把教育和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粮食、人口、生态协调发展。这一思路闪耀着的智慧光芒,为试验区健康发展发挥了长期的导向作用。
  在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是在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产物。”“就省内而言,一个贫困,一个生态恶化,仍然是严重困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突出问题,实践告诉我们,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相应采取有力措施的话,贫困地区将全更加落后。面对这一现实,通过对过去工作的反思,提出了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探索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为此,省委、政府决定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选择典型地区进行改革试验,提出把毕节地区作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基于上述,结合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我们认为,贵州省委、省政府积极争取国家批准建立毕节试验区,主要是希望试验区:
  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寻求一条全新的科学发展道路——具体说就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位一体、通盘考虑、综合整治、全面推进的现实道路。
  ②按照选定的正确方向,通过试验探索,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③在实践探索的进程中,在理想、信念、精神塑造等方面为发展民族文化和培育符合时代需要的民族精神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资料。
  这就是说,毕节作为试验区,要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提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积极贡献。
近二十年的探索、创新、发展历程表明,毕节试验区的诞生,凝聚着党和国家寻求引领时代需要的发展理念、构建科学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超前部署,凝聚着以胡锦涛同志及以他为代表的贵州省委、省政府开拓创新,集中各方智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睿智;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各界有识之士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关怀和支持;凝聚着毕节各族人民的长期奋斗和艰苦求索。它既是对岩溶贫困地区开发进程的历史性总结,又是对其长足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从其后的工作看,毕节试验区实际上是国家探寻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试验场。它的建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喀斯特地区各族群众改造世界实践相统一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列,树立全新的科学发展理念的成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科学决策推动岩溶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创举;还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先进文化鼓舞和激励各族人民重塑山河、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举措和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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